案件分类： 海事
案情
原告：泰兴市船务公司。
被告：中国太平洋保险公司上海分公司。
１９９５年９月１９日，原告泰兴市船务公司（以下称船务公司）购入了一艘部队退役的“３３型”潜艇，作拆解用，价款１５３万元人民币。同月２９日，船务公司与案外人交通部上海海上救捞局温州救助站签订了拖航合同，约定由后者将该潜艇从大连市松木岛拖至镇江港新西圩锚地。同年１０月５日，船务公司的代理人就被拖潜艇向被告中国太平洋保险公司上海分公司（下称太保公司）办理国内船舶保险合同，并以书面形式介绍了投保潜艇的情况，填写了国内船舶保险单。１０月９日，该代理人向太保公司出示了一份由中国人民解放军４８２１厂出具的关于此退役潜艇符合海上航行要求的证明书，太保公司随即签发了国内船舶保险单。该保单载明：保险金额１５３万元，费率７‰，保险期间自拖航开始至到达港锚地止。背面条款规定：保险船舶由于碰撞、搁浅、触礁、倾覆、沉没造成的全部或部分损失，由保险人负赔偿责任；保险船舶由于不具备适航条件造成经济损失，保险人不负责赔偿。
１９９５年１０月１３日下午１时，承担拖带任务的“沪救２５号”轮拖带“３３型”潜艇起航。同年１０月１５日凌晨５时，被拖船“３３型”潜艇在拖带中沉没，沉没位置北纬３７°２７′８５″、东经１２２°５０′９３″。同年１０月２０日，船务公司即向太保公司提出理赔要求，被拒绝。遂后，船务公司起诉到上海海事法院，称：我方所有的“３３型”退役潜艇作为被拖物，符合海上拖带要求，处于适航、适拖状态。根据国内船舶保险条款第四条第三款的规定，沉没属于保险理赔范围。请求判令被告太保公司立即赔付１５３万元保险金额以及延滞赔付所发生的利息损失。
被告太保公司答辩称：原告船务公司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等的规定，未使保险船舶适航适拖，既未申请船舶登记，取得船舶登记证书或废钢船登记证书，又未申请船舶检验并办理出港签证，因而沉船原因是由于不适航、不适拖。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审 判
上海海事法院经审理查明：被拖船“３３型”退役潜艇确未申领船舶登记证书或废钢船登记证书，起拖前未经国家船舶检验机构检验，出港前未办理船舶出港签证。
上海海事法院认为：在办理投保和承保过程中，原告船务公司以书面形式介绍了投保船舶的情况，出示了投保船舶符合海上航行要求的证明书，被告太保公司在此基础上签发国内船舶保险单，说明原告已履行了告知义务，双方的海上船舶保险合同已依法成立。在庭审时，太保公司出示其工作人员张序杨关于在签发保险单时要求船务公司做好所有适航手续的证词，由于缺乏旁证支持，且其本人未到庭接受法庭询问和对方质证，因而不予认定。即使该证人的证词内容真实可靠，既不能影响原、被告之间海上保险合同法律关系的成立，也不能证明原告未履行告知义务。原告未对船舶办理登记、检验、签证虽属实，但被告未能举证证明由此导致了船舶沉没。被告还提供了海军某部一名军官的证词，试图证明船舶沉没的原因，但该证词仅指出该报废潜艇可能是因外板强度不够漏气进水而沉没，并不是必然的结论；且该军官本人未到庭接受法庭询问和对方质证，故依法不予采信。保险合同约定保险船舶由于碰撞、沉没等原因造成的全部或部分损失，由保险人负责赔偿，保险人如欲对保险船舶的损失不负赔偿责任，必须证明保险船舶的损失是由于不具备适航条件造成的。被告无法证明此点，因而应按合同约定的保险责任履行保险赔偿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二百二十一条、第二百四十四条、第二百一十九条第一款、第二百二十条、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二百三十八条之规定，该院于１９９６年７月３１日判决如下：
被告太保公司向原告船务公司支付保险赔偿金人民币１５３万元及利息。利息自１９９５年１０月２０日起算至判决生效之日止，利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企业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被告应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付清，逾期应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利息。
一审判决宣告后，被告太保公司不服，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称：沉没潜艇未办理登记、检验、签证，应属不适航船舶。被保险人船务公司对船舶沉没原因负有举证责任，如不能证明沉船原因，则应证明其船舶完全适航。被保险人如无法举证证明其船舶适航，保险人据此拒赔合法合理。原审法院对我方提供的证人证词不予认定，有悖法律规定。
被上诉人船务公司答辩称一审判决正确，应予维持。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进一步查明：上诉人太保公司于１９９５年１０月９日签发的保险单记载，被保险船舶船名：“３３”型潜艇（供拆船用）；种类：部队退役；航行范围：旅顺海军松木岛船厂拖航至江苏泰兴高港新西圩锚地。备注栏内记明：本艇由上海救捞局“沪救２５号”沿海拖轮承拖。此艇由海军４８２１厂拆除涉及军事秘密的部件后实施封舱，于１９９５年１０月６日封舱结束。此后，被上诉人的派出人员一直在４８２１厂等待拖航。同月１２日，“沪救２５号”船船长检查了封舱情况，认为符合拖带要求；当日，４８２１厂出具了一份“拆除有关装备及封舱的说明”。二审审理期间，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上海基地法律顾问处根据上诉人太保公司的要求，在向有关业务部门了解情况后出具了一份本案所涉潜艇“沉没可能分析意见书”，认为：导致潜艇沉没的最大可能性是舱室进海水，海水的来源除几个出入口和鱼雷发射管外，只有急疏系统和浮力调整柜因阀门没关死或某种损坏而致使海水流入舱内。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认为：被上诉人船务公司所投保的船舶未办理登记、拖航检验、离港签证，违反了国家有关船舶登记和海上安全的行政法规，可由国家行政机关依法进行处理。上诉人认为没有办证即为不适航的看法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退役潜艇的性质在签发保险单证前已经确定，上诉人根据投保人提供的保险船舶状况和风险程度，决定保险费费率并接受保险，应视为双方意思表示真实，权利义务对等，合同依法成立。保险船舶起拖前，投保人已将全部情况告知了保险人，该潜艇能否拖带又由封舱单位海军４８２１厂和拖轮船长予以认可，船舶在起拖后３０余小时内并未发生意外。这些证据表明，投保人在保险合同履行之初已经满足了保险船舶必须适航的要求。上诉人对其提出的潜艇在起拖时不适航，依据保险合同可以享受免责权利的主张，应负举证责任。但上诉人至今未提供潜艇起拖当时不适航的确凿证据，要求免除赔偿责任的上诉理由，不予支持。双方签订的保险合同虽约定船舶沉没应由保险人负赔偿责任，但未对沉没原因作其他限制性规定。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对沉没原因必须举证，并以此作为是否理赔的前提条件，没有法律依据。原审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上并无错误，上诉人要求改判的理由不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该院于１９９７年１月１５日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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